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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
浏览量: 2801| 发布时间: 2015-12-20

洪波 ,款署名王村、承虚,斋名觐山阁,皖歙县王村人。1986年始从事歙砚雕刻艺术,1994年毕业于安徽师大美术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7年于安徽师大美术学研究生课程班结业,美术专业副高职称。专攻中国山水画,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山水画展、全国中国画提名展、安徽省美术大展,并有获奖。个人简介先后入编《93中国美术家》及《安徽美术50年》。山水画作品曾发表于《美术报》、《美术大观》等报刊杂志。现为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进安徽开明书画院常务理事,全国画院百佳书画家。


 








徽州经济、文化力促新安画派的形成

洪  波


(一)

徽州地处皖南,亦称新安,这里历史悠久,山水钟灵毓秀,历史上商贾辈出、人文荟萃,文化上被誉为“东南邹鲁”。在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古徽民不辞辛劳,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开起了昌盛的文风,教育事业得以发展。秀丽的新安山水和独树一帜的新安文化孕育了一朵朵鲜艳夺目的徽派艺术之花,显示了“文化之邦”特有的文化风气。明清之际的“新安画派”就诞生在这古老的徽州。

翻开我国画史,可以看到,或由于地域关系,或画家的政治倾向和艺术风格相近,或师承的影响,形成了许多各具风格的地域画派。由于徽州经济文化的促使以及历史背景的缘由,新安画派以清淡简练而冷俊的风格独树画坛。



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任何形式或风格的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直接受到经济形势的制约。古代徽州经济同样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徽商巨贾对当时文化艺术的进步发展功不可没,影响尤其深远。(勤劳的徽民奋进开拓,为这里的经济走向发达夯实了基础,著名的徽商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城市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大璞未雕”的徽州山区经济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田少民绸”,生际难为的窘境促使徽民思变,于是有志之人别妻离子,纷纷走出大山,去迎合新的经济大潮的洗礼,去开创一片新的天地。日本藤井宏先生所著《新安商人研究》中说“新安商人逐渐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由于善于经营,诚实守信,局面打开,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  态势。徽商足遍全国及东南亚,西欧等地。徽帮统括徽州地区所属各县之商界,为工商业、金融界的一大集团。商人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皆居当时各商帮之首。地方志载当时“农十之三贾七焉”、“以贷殖为恒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徽州人的经商盛况。



徽商的鼎盛时期是在明末清初。在宋之前,徽州却很贫穷,南宋罗愿撰《新安志》记“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女子正洁不淫夫,虽饥岁不鬻妻子,山民衣冠至百年不变,自唐末赋不属天子,骤增之民,则益贫……”其中又说道“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临安开始繁荣,大兴土木。”“骤增”的“益贫”之民则思变。“山土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往者多取富”,也就是说徽商以贩运竹木茶及土产美材为始,至明代中叶,徽州经商成风,徽商的巨富,使一个贫困的山区,原仅百户的歙县镇“自嘉隆以来,巨室云集,百堵皆兴,比屋鳞次,无尺土之隙”。今日步入徽城,尚能看出当时的繁华遗存,渔梁镇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古代街衢、水埠码头的风貌,当今徽学研究者誉此为“徽商之源”。



徽州商人的经济地位得以稳固了,与之社会地位却极不相称。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只有走仕途,才可以出人头地,以达到光宗耀祖之荣。商人子弟要从“末富”走向“席上珍”的地位,就须从事儒学,从举子业⑵。有了经济为后盾,以此来改变现状大有可为,于是商贾份份资助学堂,商家子弟从儒之风盛行,明清两代出现了“父子尚书”、“兄弟丞相”、“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大学士”、“四世一品”等荣耀十足的嘉誉,与此同时也诞生“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朴学”等地方性科技文化现象。但文化名人最多的还是画家,如明代的丁云鹏、程嘉燧、李流芳、李永昌、渐江等数不胜数。徽商中有部分志士以私人搞文化事业而显赫一时,他们的亲属子弟受其薰陶,成为诗人和画家,或以此攀附仕途成官僚者,也为数不少。明代大儒董其昌、陈继儒等常与这些商人们来往、结交,从而达到了与上层人物、社会沟通的目的。商人在收藏买卖书画等雅物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奠定了文化发达的物质基础,充实了徽州这个“文化之邦”的素养。明清之际,收藏圈内以特别高价收藏“遗民画”,提出“江南人家以有无‘遗民画’定雅俗”一时蔚然成风⑶,这对新安画风形成一派无疑是一种有效赞助。另外商人还大力资助文人的艺术活动,出银钱召开诗文画会。汪道昆在其著作中极力赞扬徽商为“圣贤”之士。徽商收藏前代字画,向画家们和研究者们提供了师承的蓝本,为画家们借鉴前人、拜读真迹、接受传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渐江大师绘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些徽商的蓝本资助,黄宾虹言:“渐江与溪南吴氏(吴伯炎、歙巨贾)交谊最笃,里居相近,凡时贤未及睹者,皆得见之”。吴伯炎家中收藏字画甚丰,其中就不乏元倪云林、黄子久的作品(如《东岗草堂图》、《汀树遥岑》《吴淞山色》)。



徽商不仅从经济方面资助画家们的艺术活动,更重要的是其本身有着不俗的审美观。他们没有从爱俗的角度来收购和收藏新安画家的作品,或者迫使新安画家们就范。据徽学家们的研究,徽州商帮最大特点之一是“贾而好儒”。这其中固然有徽商争取社会地位之需,更深层的缘由还是地方文化对徽州人的薰染,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兴儒学是徽州人的传统,汪道昆对此更有精辟之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左儒”。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徽商能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并有强烈的家乡观念的商人确实不少⑷。他们经济实力雄厚而政治地位不高,商人们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遵照祖训出发,不惜重金兴办教育,培养封建人才和政治势力。宋以来,徽州书院、私塾学堂兴起,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曾在歙之紫阳、竹山、岑山等著名书院讲学且听者云集。徽州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出现了一大批有教养的徽商,很多后来成为某一领域的名学者们都自行经商,如明代珠算家程大位、清代朴学家戴震、制墨家曹素功、胡开文都是名望较高的商人。著名的画家程孟阳、查士标、程松门、方士庶等,他们的祖上曾是有名的徽商。至于官场中更有不少官员是商家子弟。这些儒商儒官们助壮了士大夫的队伍的同时,也确定了自己特别是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商人为了得到文人的美誉,出资办学资助文人的艺术活动,手工业者也应势利用文化艺术形式来提高产品的品味和档次,同时也为文化艺术事业提供了及时的服务。徽州是文房四宝的重要生产地,刻本业也后来居上。徽墨不仅为画家必备,同时也请画家设计墨谱许多古徽墨上至今我们还可以见到很多徽墨上精美的山水图画,且多以黄山之景为题材。


徽州经济的繁荣,徽商在物质上的富裕,再加之徽商为谋求一定的社会地位,客观上对徽州的文化艺术的兴起做了物质上的准备,更为新安画派的形成提供保障。



(二)

我们在考察新安画学与古徽州经济的关系之时,同样不能忽视新安画派的形成与古徽州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新安画家们的艺术创造不能不受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时代条件、文化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美学思想的制约。历史上的新安画风偏重于荒凉空寂、萧简沉静的审美境界,在今天人看来,其中固有它的局限性,但他们作品反映了对大自然特别是新安山水的深刻观察和刻苦的创作实践精神来谋求景情合一的境界,这其中在对待主客统一,心和物的辩证关系上,无疑表现了一种相互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这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随着时代变迁,政治风云变幻,明清朝代的更替使文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画家们有选择地继承前人的画风以适应自己的思想情绪发泄。原先的天都派(在新安画派之有天都派之说)无论从画学的题材、地域范围、本身组织(并不是自觉性组织)内涵也相应得到扩大,以至明末清初逐步发展至由“海阳四家”(渐江、孙逸、汪之瑞、查士标)为代表的新安画派。在此前后出现了众多画家,他们或有师承关系,或有亲属关系,或有遗民情绪等,他们不仅在情趣上有相投的意境,又各自有十分个性的绘画风格 ,这在明清较为沉闷的画坛上无疑是一个另类。那么这种另类的出现很多方面取决于画家们所受的文化薰陶和思想倾向了。



清兵入关以后,汉民的反清情绪甚浓,徽民历来受到朝廷恩宠,对外族统治者持抵触之心,对旧朝依恋未消,“反清复明”之事时有发生。那新安文人们为什么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在荣华富贵与穷困潦倒间作选择,并在左右瞬间的时刻,竟能忠贞不二,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节操呢?至宋以来,徽民长期浸染于儒家“程朱理学”的哲学伦理的思想之中,无论是徽儒商的真诚厚德还是文人的高风亮节都与之有着深层次的联系⑸。因此在说到新安画派与徽州文化的关系时,这一点是首先要谈到的。


徽州为二程(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休宁人)朱夫子(朱熹为理学集大成者,婺源人)的桑梓之邦。至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尊程朱为最得孔孟之道真传之人。一套纲常名都,长期成为封建社会强国的精神支柱。由于受到多种形式的封建道德教育,并加以物质与精神的鼓励,历代徽州出现了一批“或以气节著,或以道义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保持“名节”看成最高道德规范。1984年在安徽举行的《纪念渐江暨黄山画派讨论会》上,刘海粟老人祝辞中称“就人品、艺术而言,黄山画派代表人物均高于扬州八怪、金陵八家。”黄宾虹先生则在更早时说过:“我歙画家均在江浙之上。”所以当明清改朝变代之时,民族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他们便由反对把持朝政的枝奸转变为“反清复明”的坚实的民族主义者。新安画派的先锋人物渐江就曾参与徽州的反清之师,且随师入闽。复明失败之后,返乡削发为僧,以此来表达自己不终朝庭共事的民族气节⑹。汪云瑞、孙逸、查士标等人都在明亡后,放弃举业,拒绝与新统治者合作,而以诗画终其后生。

 新安画风的形成,画家的思想,知识范筹以及艺术素质的提高,与徽州各种姊妹艺术包括民间艺术的互为影响不无关系。明代中叶,徽州的手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文房四宝生产规模达到了鼎盛时期。纸张与印刷出版,墨模的雕刻与版画艺术,笔墨纸砚与文化事业,相辅相成,并行发展。徽派雕版印刷兴起,使徽州成为全国印刷出版中心之一。文化素质和艺术趣味的倾向促使了新安画家们的成长以及画派的形成,它的时代新意和地方特色因此也显而易见。如画家丁云鹏即献身于民间艺术活动,与郑重、黄柱都是民间壁画高手,画家同时受徽州民间竹、木、砖、石雕、建筑等艺术的影响。由于画家长期生活在民间,从民间艺术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新安派的山水画中树木山石的勾勒,线条看出宁静、空旷、瘦峭而不失腴润,既有北宗的阳刚之气,又有南宗的幽雅之情⑺。更可贵的是新安画具有深沉隽秀之气,使得整体结构和意境概括简练中得以疏朗,形体明确,均与徽派版画、雕刻有着共同的气质(如渐江的《始信峰图轴》)⑻。正因为这种气质与画家内心的心境达到了契合,新安画派画风所特有的精神才得以具备。


由于环境、自然条件的优势,徽派盆景艺术相应而生,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艺术风格,崇尚自然的创作方法,此法同是新安画派诸家进行艺术概括的重要信条,而新安画派的美学观点又是徽派盆景进行艺术评赏的重要标准。徽派盆景风格上高古朴拙、意趣幽邃荒寒,线条轮廓刚键挺拔等鲜明的艺术特点与新安画风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存、相得益彰之势。



(三)

新安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作品风格的定论和历史的定位都与徽州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诸方面关系密切且影响深远,在此不可面面俱谈。因此说研究新安画派并向纵深发展时,必须注意到它与相应的地域文化形式、经济形势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横向联系。时代的变迁,人间沧桑数百年,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以画而终的艺术巨匠,新安画家的队伍非同一般,除了本文前面提及的先锋人物之外,尚有程邃、戴本孝、王尊素、汪然、江注、姚宋、祝昌、吴定、汪朴等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重要画家。新安画派的影响波及江、浙等广大地区,直至二十世纪初其余波尤存。


新安画派的形成,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徽州文化现象,它与徽州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互为渗透的,这里面包孕着许多相通之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在欧洲形成,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相对滞后,客观上成了西方略夺的对象,在国力衰败的局势之下,中国被迫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加之徽商自身的畸形发展以及徽文化的时代局限,这其中包括新安画派也就从此没落。实则“新安画派”这一文化艺术现象的由盛及衰的过程,还有更多更深的因素需要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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